“铫”（diao）亦称石铫、纱铫，即煮水的容器，在古代茶书中又称“水釜”、瓢、鼎、镬。辞海中的解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烹器。”辞源中的解释为“有柄有流的小型烧器。”
　　根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著）中介绍，受中国明清烹茶道影响的日本煎茶道中使用的纱铫，一般是用白泥或红泥制成，容量在500—1000毫升之间，其中以日本文政时期（1818—1830）从中国潮汕、漳州地区进口的“文政渡砂铫”著名。“文政渡砂铫”以白泥为料，壁薄如纸，煮出的水口感柔和，用此水泡出的茶香高味道美。而日本煎茶道则是在17—19世纪间将中国明代的文士茶变通定格，汲取营养，咀嚼其精华而创成的。
　　从目前所知的中国历代茶书的内容中可以考证：在明代之前作为煮水的容器“铫”并不太讲究，只是“铜锺鼎鋞鋗鉇铫”中的一种铜制容器，而一般茶人只是较注重候汤的重要性。直到明代文士茶的流行与普及，对于茶器的讲究又上了一个层次。在明代张源《茶录》（1595年）中提到“桑苎翁煮茶用银瓢，谓过于奢侈。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归于银……在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香、色、味。”而在中国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许次纾的《茶疏》（1597年）中有了更深的解释：“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铫必穿其心，令透火气，沸速则鲜嫩风逸，沸迟则老熟昏钝，兼有汤气……”文中第一次提到“穿其心”的铫，也是历代茶书中提到“瓯注”时，认为“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往时龚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其余细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质恶制劣，尤有土气，绝能败味，勿用勿用。”其后的茶书如屠本畯《茗笈》（1610年左右）中也有引用。而在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然炉头风雨声，铜瓶易作，不免汤腥，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以制差铫，能益水德，沸亦声清，……”从此以后茶铫都以锡制为佳。
　　从上述的茶书资料可以知道，穿心铫与时大彬的茶壶在明代万历年曾流行成时尚，且1597年左右时大彬的壶以粗砂为主，而随着时间的消逝及泡茶方式的改变，穿心铫的名称也为人们渐渐淡忘。
　　2005年8月，笔者在宜兴市川埠潜洛乡旧窑址处购得一件紫砂残器，并在旧窑址处拾到大量类似该器形的碎片及残附件。从残片与匣钵的数量来看，该窑址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生产该类紫砂器并具有一定规模。该紫砂残器为提梁直嘴圆形砂器，高15厘米围16厘米，容量1000cc，薄胎只有2毫米，泥料为暗红色，有白色土浸，泥料较为细腻，胎表隐约有颗粒泛出，与我们紫砂业内人士所认定明末清初的紫砂器泥色相似，从器形上看,它应属于煮茶、水之类的器皿，也就是属于紫砂茶器。根据目前有据可考的明代茶壶来看，明嘉靖十二年前的吴经提梁是最早的紫砂器。其后便是出土的时大彬款的砂壶。而该砂器从制作工艺上看：身筒由两节圆筒相接，每节圆筒用类似生产粗缸罐头的内模作内衬而成，再用脂泥连接成一体，腹中下段泥条尚留有一段余地，在下段身筒上部泥条已有简单的拍打使之弧度向内收敛的痕迹，底部泥片用虚坨隆起一定弧度（与白绿货罐头的底相一致）。此砂壶的特别之处在于：底部装圆锥管，另一出口置于筒侧面，提梁的做法类似于吴径提梁壶，从金属煮水器仿制而来，巴梢有琢磨的痕迹，胎表也有竹工具留有的“竹丝”的痕迹。从相同器物的盖残片看，该提梁砂器的盖为平盖，在一片凸起的泥片上加一道简易的圆形子口。根据目前了解的紫砂工艺发展史看，从吴径提梁壶盖的十字型子口到时大彬壶盖的圆子口是紫砂工艺的一个提高，而该砂器盖的圆型子口说明该砂器制作时间应晚于吴径提梁壶。另据明末清初周容《宜兴瓷壶记》记载：“供春更斫木为模，时（大彬）悟其法则又弃模，……”“斫木为模”是宜兴粗陶做缸翁所使用内模成型法，而时大彬悟透供春制壶的成型法则，就弃去了内模成型法，创建了沿用至今的紫砂全手工拍打成型法，而根据目前出土的、有据可考的大彬款茶壶看：如无锡华师伊墓出土的大彬如意壶、福建漳浦县卢维祯墓（万历38年）出土的大彬款鼎足盖圆壶等，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说法。同样从出土的吴径提梁壶看，在其腹中留有镶接的痕迹，也就是使用了粗陶的内模成型法。又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记载，在明四家“自此以往壶乃另作瓦罐闭入陶穴，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也就是在明四家以后，紫砂器有专门窑址、用匣钵装置来烧制，而以前的壶体上不免沾有其他缸翁等制品的釉滴。出土的吴径提梁壶也符合这一说法，而该紫砂器也是使用了内模成型法，其工艺精度不高，较粗糙，表面没有使用牛角明针的痕迹，也没有沾上其它粗陶缸翁的釉滴，但手法熟练，在一处窑址上大量专业生产，同时该窑址使用了大量匣钵。综上所述，从紫砂工艺发展角度，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吴径提梁壶到时大彬成熟期或时大彬推广拍打成型工艺之前生产的，是紫砂器初创期的、也是明末清初民间大量生产的紫砂器。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该紫砂器胎壁只有2毫米厚，柄制成提梁，腹部下段造型呈锥形，底部挑起并加设一锥管，通至壶体侧表面。其独特的造型，在以往所知的紫砂器中非常罕见，也令许多紫砂专家迷惑。考证中，笔者翻遍目前所有的陶瓷全集也一无所获，倒是在日本朋友所赠的发行于日本天保二年（1813年）的《茶说图谱》中找到类似于该器的腹中有一锥管的茶壶的简图，它在日本煎茶道中是用来煮水的汤铫。书中记叙“江芸阁云，铫，又名穿心吊，《茶疏》所谓必穿其心，令透火气者也，按，铫，其底挑起，故名（）欤。”从滕君女士所著《中日茶问哈交流史》中可知日本煎茶道滞后于中国茶道，是在明代文土茶道基础上创立的，而该明代紫砂器的薄胎提梁、穿心锥管及容量也恰恰符合煎茶道中铫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断该紫砂器在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煎茶道中，是用来煮茶、水的穿心铫。另据《茶疏》记载“茶铫以锡为贵”，而金属制品非一般民间百姓所用，而明末又有好茶之风，“从辇下延至民间田舍，无家不备茶具以待过客也”，茶器皿的碎片也可以证实这一说法。同时也印证了《茶疏》中提到的穿心铫与时壶在明代茶道中的重要性与真实性。
　　现在“紫砂穿心铫”的出现不仅填补了紫砂工艺史中吴径提梁壶到时大彬之间的一段空白，而且为研究明代文士茶道及紫砂工艺发展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而出土该砂器的窑址的发现也补充了历史上明代早期紫砂窑址的缺少。